典型案例

2023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北京法院打击治理洗钱犯罪新闻发布会，发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打击治理洗钱犯罪审判白皮书》，通报2021年以来北京法院打击治理洗钱犯罪的情况，并发布北京法院洗钱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  非法集资犯罪+自洗钱

基本案情：北京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通过散发传单、组织讲座等公开形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5000余万元。陈某于2017年3月至2018年8月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某（另案处理）指使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主管，负责审核员工工资、投资人本息等财务工作，并提供其银行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提供帮助，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系共同犯罪；陈某明知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所得，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并通过买卖、投资方式协助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均应依法惩处。鉴于陈某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帮助犯，系从犯，依法可从轻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法院遂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洗钱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本案系自洗钱案件，陈某系上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帮助犯。本案中，陈某提供其银行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并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授意以母亲的名义购买房产、车位等，将钱款转化为财物，显然将犯罪所得的性质进行了转变、转换，用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属于刑法第191条第1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被告人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与自洗钱行为系两个行为，应当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洗钱罪数罪并罚，不属于重复评价：洗钱行为切断了上游犯罪行为与违法犯罪所得及收益之间的联系，阻碍了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的查处，故洗钱行为不是上游犯罪行为的自然延伸，自洗钱行为应当独立评价。将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进行并罚处理，符合全面评价的要求，也是依法加大对洗钱行为打击力度的体现。

案例二  贿赂犯罪+自洗钱

01基本案情

2018年至2021年期间，杨某利用其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多次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巨额费用。

2021年3月至6月间，杨某为掩饰、隐瞒其收受他人贿赂钱款的来源和性质，要求其开办的养发馆员工房某提供名下的工商银行卡接收钱款，后杨某通过ATM机取现方式支取人民币1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

法院认为，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杨某为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将财产转换为现金，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应依法对其数罪并罚。鉴于杨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院遂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洗钱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02典型意义

本案系贪污犯罪上游犯罪人自洗钱的典型案件。本案中，杨某作为受贿人，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指使他人提供名下的银行卡账户接收贿赂款，且后续自行取现，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洗钱方式，该自洗钱行为应当与受贿行为系两个不同的行为，应予数罪并罚。

贪污贿赂犯罪的性质决定了腐败行为和洗钱行为的关系极其密切，洗钱已成为腐败行为的继续和延伸。“贪官”基于身份、职业等约束，收受的贿赂无法正常使用，需要他人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将“黑钱、脏钱”洗白。洗钱行为降低了贪污腐败的犯罪成本，使“贪官”没有了后顾之忧，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犯罪，同时增加了贪污腐败案件的查办难度。对洗钱行为进行惩治，加大腐败犯罪的成本，充分发挥刑罚震慑作用，有助于全链条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

案例三 为近亲属洗钱

01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7年，孙某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为掩饰、隐瞒其子张某（另案处理）非法集资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以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张某向其支付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360万元，后将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房产。在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案发后，孙某将上述所购房产出售并将部分所得资金取现后用于退赔亲友投资款项及为张某向司法机关缴纳退赔款项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明知是其子张某非法集资犯罪所得，仍为其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并通过转账购买房产及提现等方式为其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鉴于孙某收到张某的非法集资犯罪所得后将部分资金用于向集资参与人兑付投资款项及给张某进行退赔，同时系主动投案，在量刑时酌情考虑。法院遂以洗钱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2典型意义

本案洗钱行为人系上游犯罪人的近亲属。洗钱案件中存在不少出于朋友、情感等因素帮助隐瞒、藏匿、转换不法财产的情况，反映出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往往辩称其主观上不明知上游犯罪。

对此，法院不仅仅依据行为人的供述，对其身份背景、职业经历、认知能力，与上游犯罪行为的关系、交往情况，涉嫌洗钱的资金数额、去向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评判，依法认定洗钱犯罪行为。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孙某主观上认识到涉案款项是刑法规定的上游犯罪及其产生的收益，客观上实施了掩饰、隐瞒张某非法集资犯罪所得资金来源的行为，故其行为构成洗钱罪。

案例四  为贷款诈骗犯罪洗钱

基本案情：肖某(已判决)长期以帮助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各种贷款为业，于2017年起以付某(已判决)等人的名义注册多家公司，在北京市顺义区承租一个庭院作为办公地点。

2020年3月起，肖某伙同付某等人，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对外宣称能够帮助他人零首付购车贷款，以在北京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购置汽车的名义，安排中介人员组织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张某、魏某、代某、隋某等多名社会人员前往并居住在上述办公地点，采用伪造贷款申请人的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文件的方式，对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上述人员进行包装，以上述人员购置汽车的名义向银行申请汽车分期贷款。肖某等人领走贷款申请人的汽车后，通过低价对外出售或抵押，在扣除垫付的首付款及办理其他事项的手续费、服务费和给中介人员的好处费等费用后，将剩余款项支付给贷款申请人。

2020年4月，李某经介绍认识肖某。后肖某为向李某借款，将通过诈骗银行贷款的方式取得的登记在张某、魏某、代某、隋某名下的四辆汽车抵押给李某。肖某将有张某、魏某、代某、隋某单方签名的，关于该四人名下车辆抵押借款合同、买卖协议、转让协议、车辆出售委托书等材料交给李某，前述四辆汽车分期贷款本金共计人民币57.6万元。李某明知相关车辆系肖某伙同他人用银行贷款购买，且肖某等人在取得银行贷款过程中存在开具虚假证明文件的欺骗行为，仍接受该四辆车作为抵押(其中3辆存放于李某处)，向肖某出借5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明知系他人实施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仍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其行为已经构成洗钱罪。法院遂以洗钱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本案上游犯罪系贷款诈骗案件。李某明知涉案车辆系肖某伙同他人用银行贷款购买，且肖某等人在取得银行贷款过程中存在开具虚假证明文件的欺骗行为，仍接受该四辆车作为抵押并向肖某出借50万元，在肖某被抓获后，李某还将涉案车辆进行转移，后全部出售给他人。涉金融诈骗洗钱的犯罪人员经常以“不知是诈骗所得”为由否认“明知”，否认洗钱罪。

实践中，行为人需要认识到存在该犯罪行为，在七类上游犯罪范围内，将其中的一种犯罪误认为另一种犯罪，不影响主观明知的认定。司法机关对金融犯罪案件洗钱行为严厉惩处，有助于遏制洗钱及相关犯罪的蔓延，构建完善的洗钱风险防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